1946年，任远志（左一）到延安时，全家人的合影

　　任弼时，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之一，他与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并称为党的五大领袖。然而1950年，46岁的任弼时却因长期抱病工作，突发脑溢血去世，成为五位领导人中离世最早的一位。

　　任弼时的子女如今在哪里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？很少有人知晓。几经周折，记者找到了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。

　　回忆起父亲任弼时，任远志深情地说：“4年零3个月，父亲和我的短暂相聚，是我永生难忘的幸福岁月。一生中，父亲给我书写的12封信件，我都完好地保存着。里面的每句话，我都能够倒背如流。它不仅指引着我的一生，将来也会传承下去，影响鞭策我的后代。”

　　监狱囚童

　　出生百日，就和母亲一起被抓进监狱

　　父亲、母亲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。

　　我听过这样一段关于父母的传奇：据说，因为爷爷和他的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，可惜陈氏婚后一年便去世了。爷爷为纪念陈氏，就给儿子任弼时定了门“娃娃亲”，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、我的母亲陈琮英。

　　母亲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，那时父亲不过10岁而已。随着父亲走上红色之路，来自农村的母亲也和他到处奔波。父亲17岁时前往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，留洋回来的他，才华横溢，英俊帅气。连母亲也没有想到，父亲此时还会选择自己。

　　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很曲折。父亲刚回国，正准备在上海和母亲完婚，却突然接到任务要前往北京。就这样，母亲又等了两年，才和阔别6年的父亲完婚。然而两年后，父亲在安徽被捕，心急如焚的母亲赶去营救，好不容易救出了父亲，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……

　　其实，我并非父母的大女儿。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，却有5个先后夭折或失散在战争年代。我排行老六。

　　1931年3月，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，娇小瘦弱的母亲已怀胎十月，父亲抚摸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别害怕，要坚强。孩子生下后，不论是男是女，我们都叫他（她）远志吧！希望他（她）有远大的志向。”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，我便出生了。由于叛徒的告密，我才出生百日，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监狱。

　　我是当年监狱中最小的囚童。牢房的恐怖可想而知，母亲当时的身体不好，奶水很少，养活才百天的我成了大难题。多亏狱友们的相助，他们从菜汤里挤出仅有的一点油花儿，给母亲补充营养。我靠着母亲仅有的一点乳汁，维持着生命。每次敌人审讯，母亲就装成什么都听不懂的农村妇女，使劲儿掐我的腿，让我大哭大叫，吵得敌人不得安宁，草草结束审问。

　　这就是我的出生，从来到这个世界睁开眼，就没有见到过父亲的脸。

　　半年后，在党组织的极力营救下，我们母女终于平安出狱。母亲出狱后不久，便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，让她立即去中央苏区工作。她当即把我送回了湖南老家，托付给年迈的奶奶照管。

　　因此，从我开始记事起，爸爸妈妈是谁，什么样子，叫什么名字，全然不知。奶奶就是我唯一的至亲和依靠。

　　6岁那年，我算是第一次看见了母亲，她把刚满一岁的妹妹远征也送到了奶奶这里。奶奶让我叫母亲“表姑”，还没等我看清“表姑”的模样，那个又瘦又小的身影就行色匆匆地走了。又过了不到一年，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，我和妹妹成了孤儿。

　　恐惧和饥饿，以及“共党崽子”的叫骂声，是我童年最强烈的记忆。后来，好心的邻居王婆婆收留了我们，年复一年，我们过着清苦的乡村生活。

　　幸福时光

　　15岁时在延安见到父亲

　　1946年，抗战胜利的第二年，我15岁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人来湖南接我们，说带我们去延安见爸爸。原来我们不是孤儿，我和妹妹既兴奋又紧张。

　　7月11日，我永远忘不了那天。我乘上了去延安的飞机，一路上一直在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。“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，留着小胡子，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；你妈妈最好认，在延安看到最矮最瘦的女同志，叫她妈妈准没错。”

　　当我走出机舱门，一个很矮很瘦的女人等在那里。我激动地扑了过去，但却怎么也叫不出“妈妈”两个字，无论我怎么使劲儿，就是叫不出。妈妈把我搂在怀里，疼爱地呼唤我：“大女儿，大女儿！”

　　汽车向延安城里驶去。在新市场——延安唯一的大街上，一辆吉普车在我们对面停下来，妈妈说：“快，去叫爸爸，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。”果然，他与人们描述的一样，只是那身灰布军装不怎么合体。

　　父亲将我抱进了吉普车，里面坐着朱德和康克清妈妈。我憋足了劲，喊了一声“爹爹”，爸爸竟然没反应，倒是朱德答应了一声。我用一种不理解的眼神望着他，心里不乐意。妈妈说：“大女儿，延安的小朋友都管朱德总司令叫爹爹，他以为你是在喊他呢。”朱德伯伯抚摸着我的头，用浓重的四川腔说：“大女儿，你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，也认识了我这个爹爹，高兴吗？”我说不出一句话，泪水不知不觉流满了脸颊。从那一天起，我不仅有了爸爸，还有了爹爹。

　　虽然来到了延安，但我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并不长。很快，我就到延安中学住校了，只有周末才能回家。1947年春，胡宗南进攻延安，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。这件事却给我和父亲的相处“创造”了机会。

　　爸爸让我跟学校行动，一家六口人分散五处：大妹妹远征随着“保小”（延安儿童保育院小学）转移；妈妈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黄河；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；爸爸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转战陕北。

　　我从小严重营养不良，患有夜盲症。在夜里转移，几乎就是个“瞎子”，只能靠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，隐隐约约地随着小白点前进。一天夜里过河，我的右脚趾骨摔裂了，伤势很重，发起了高烧。一个认识父亲的士兵，把我接到父亲身边。

　　那天下午，全身剧痛的我心情却和初到延安时一样兴奋，因为我又可以和父亲在一起了。父亲把我带进了一间窑洞。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格局与一般“一明两暗”的房子差不多，里面有三个房间，是中央驻王家湾时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陆定一和父亲四个人的办公室兼宿舍。

　　我就这样和几位重要领导人同住在一个窑洞里，我想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与这么多领导人一起生活过的孩子。　大窑洞里，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右侧的房间，中间屋里住着陆定一和周恩来伯伯，爸爸带着我住在左边的房里。我的床，就是窑洞里的一个炕洞（当地老百姓用来存粮的地窖）。每天睡觉，爸爸把我放进去，早晨再把我提出来。说来难为情，有几次爸爸忙得忘了提我出来，害得我只好把炕洞当成厕所。

　　父亲去世

　　周伯伯号啕大哭

　　父亲曾有过三个绰号：“骆驼”、“被子”和“党内的妈妈”。“骆驼”是说他能够忍辱负重，而后两个称呼，是形容父亲为人厚道、体贴细致，像冬天盖的棉被，舒服、暖和。他和周恩来伯伯曾闹过一个笑话。他们同住一个窑洞，每天早晨，父亲都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但怕开门声吵醒了周伯伯，便蹑手蹑脚地从窗户上跳出去。这一天，他又跳了出去。而周伯伯因为要咳嗽，怕吵醒了父亲，也急忙跑出了门，两人在门外相见，会意地笑了起来。诸如此类的事，不胜枚举。

　　父亲是1950年10月27日去世的。他病危的最后两天，我长跪在他的床前，不能平静。我恨老天的不公，为什么只让我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。父亲的死，对跟他一起征战多年的老伙伴打击很大。尤其是周伯伯，父亲去世后第一个周年，他一个人来到景山后街我们的住所。他抚摸着我们姐妹的头，号啕大哭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那么哭过，更别说还是一个总理。

　　（摘自《环球人物》 作者 刘畅）

　　【延伸阅读】

　　电视剧《任弼时》简介

　　电视剧《任弼时》从1924年秋开始讲起，任弼时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，在上海大学担任俄语教师。1925年，在震惊中外的“五卅”运动中，任弼时组织工人、学生，与日本资本家、反动警察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据理力争，救出革命青年龙猛子等人。1926年，任弼时从北京开会回来，迎接他的是一个意外的惊喜，青梅竹马的陈琮英与他在上海相会，这一对革命夫妻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革命生涯。

　　该剧由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任总监制，以恢弘的革命历史为背景，全方位、多视角地再现了任弼时同志从16岁参加革命到46岁逝世，历时30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生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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