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冼兹（教师）

　　44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，在新学期开学不久死于书桌前。这个博士读了五年，两次延长毕业时间，背负着论文、课题、就业、家庭、经济五副重担的大龄博士生，倒在梦想的曙光中。（4月15日《南都周刊》）

　　李开学的“过劳死”再次印证了过度劳累对高知分子们的身体造成的极大伤害。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《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.3》指出，中国七成的知识分子处在“过劳死”边缘。而上海科学院2005年公布的“知识分子健康调查”也显示，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相比10年前下降了5岁。

　　高知分子们何以会屡屡出现“过劳死”现象？因为，在高知分子那里，有繁重的科研和就业压力，有领导的信任和期待，有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热望，所谓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”，他们已经背上了沉重的负担——前年浙江大学年仅36岁的数学系教授何勇曾在弥留之际迷迷糊糊地说：“卸下我背上的书包。”这句话一语成谶，因为，只要高知们背上这个科研、就业、工作的种种“书包”，就不能够再自行卸下来了，并由这个沉重的“书包”推动着自己不断地向前奔跑。

　　如何给高知分子减压？第一，给他们合理地分配工作量；第二，在心理上给他们减压，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；第三，对他们进行另外一种“生命安全”教育，即如何最大限度地关注自我和爱惜自我；第四，给他们安排另外一种“科研任务”，即让他们精心研究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调剂自己和放松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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